卷二十四 公安 司法

卷二十四 公安 司法



明代,司法机构有察院、按察司、典史等。清代,废按察二院,设典史、主簿等辅佐县官公堂审讯。民国初,虽设有警务公所、警察所等治安机构,但因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民国29年(1940年),涉县抗日政府成立,始建立人民公安和司法机关,反奸除霸、维护社会治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人民公安、司法机构的建立健全,通过镇压、打击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社会秩序安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思潮影响,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发生。80年代后,个别人钻改革开放政策之空,贪、劫国资、民财,扰乱社会治安。对此,县贯彻综合治理方针,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各种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和素质建设,查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行为;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全民法制观念,保证了社会稳定,为涉县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一章 公安

第一节 公安机构

一、旧公安机构

明代,设察院、按察司、典史等。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巡警总局,局长由河南巡警道任命。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2年(1913年)先后改为警务公所、警察所,所长分别称警务长、警佐。民国17年(1928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警佐改称局长,由省民政厅委任,隶县政府,掌理全县公安事务。是年公安局增设卫生专员、卫生警察;民国21年(1932年),又增户籍主任。民国24年(1935年),县政府裁局改科,在县政府所在地设警长3名,警士18名,同时在各区署设警长1名。警士4名。

二、人民公安

公安局 民国29年(1940年),成立涉县公安局,贾鸿义任局长。同年,偏城县抗日政府成立公安局,赵廷玉任局长,两县公安局均下设侦察、审讯两股及公安队、看守所。民国35年(1946年)5月,偏城县公安局随县并入涉县,公安局下设治安、侦察、审讯、调查股、看守所和公安中队。1952年3月,整编为一、二、三股、秘书股、看守所。1954年调整为政保、治安、执行股。年底成员28名。1968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实行军管,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1973年取消军管会,成立涉县革命委员会公安局。1976年,县革委会公安局改称中国共产党涉县公安局委员会。1979年12月,在治安股、预审股、政保股、经济文化保卫股、看守所的基础上又增设消防股、刑侦队。1981年,改为涉县公安局。1986年8月,邯郸市公安局将驻涉县的消防三中队移交涉县,与消防股合并,称涉县公安局消防队。次年据"国发(1986)94号"文件精神,道路交通归公安部门管理,交通监理站由交通局移交公安局管理,改称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1990年改称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年底公安局有干警152名。1996年,增为204名。

派出所 1952年,公安局在7个区各设公安特派员1名,1963年,首次在西达人民公社、西戌人民公社设立派出所,继又增设城关派出所、偏城派出所。至1982年全县在19个乡(镇)设立19个派出所,共96名公安干警。1984年4月26日,公安机关机构精简,派出所由19个减为8个即城关、河南店、固新、西达、井店、西戌、索堡、偏城派出所,有干警64人,其余改为驻乡民警。翌年11月,据公安部《(1984)公发(保)12号》文件,县公安局增设驻河北第五、第六机械厂公安派出所。1990年全县派出所人员增到98人。1995年,根据治安需要,增设市场、清漳桥、文物、林业4个派出所,1996年又增合漳、龙虎派出所,全县派出所人员共78名。
治保会(组、室) 民国29年(1940年)县公安局在各村成立村保卫小组(简称村保组)204个(不含偏城地区),每区派公安特派员1名。时村保组维护治安,保护中共"地下"工作者,递送情报,协助反奸除霸、剿匪、搞土改、闹翻身、保卫生产,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基层组织。民国35年(1946年),村保组改为治安保卫小组;1951年,改为治安保卫委员会;1955年复为治安保卫小组;年底全县有治保组织230个,有治安委员1300名。"文化大革命"期间,治安保卫小组瘫痪,1976年小组恢复工作后改为治安保卫委员会。是年,国营企业、事业、厂矿(包括驻涉厂矿)陆续设立治安室或保卫科。1980年9月,城关、西戌、井店、索堡成立区域治安联防委员会。至1990年,全县共建治安联防队18个,配备联防队员87名;有治保会619个,治保委员1243名,其中乡(镇)治保会30个,农村治保会308个;村治保小组3216个,组员6874名。1996年随乡(镇)合并,设乡(镇)治保会17个。

 

第二节 反特锄奸 剿匪

一、反特锄奸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涉县,是日本侵略军(简称日军)大举进攻、残酷扫荡的重点地域。为此,汉奸、特务潜伏境内,刺探情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组织反动武装,暗杀抗日干部,破坏抗日工作活动猖獗。民国30年(1941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发出《肃清根据地内敌人便衣武装别动队特务机关》指示,涉县抗日政府层层发动,村村站岗放哨,传递路牌,盘查过往行人。次年,为打击汉奸特务疯狂破坏,边区政府授权县公安机关采取紧急措施;"(一)确有实据之主要汉奸,在战争紧急情况下,为防出逃,公安局长报经县长同意,可以执行死刑;(二)战时敌人所派遣之武装便衣,公安局长有紧急处置权,事后应将处决情况报告县长;(三)敌人据点内死心塌地的汉奸,群众极端痛恨者,经呈专员秘密批准,可击毙之;(四)公安部门在锄奸上有检察官的职权,当证据确定后,以检察官的资格向承审机关或司法科提出公诉,如认为审判不当时,有权向上级控诉"期间,县委将反特锄奸工作与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相结合。至8月,全县逮捕了一批维持日军首恶分子,仅索堡区19个村庄逮捕"西乡联络维持会"首要分子17名,公开处决汉奸4名。10月,在开展反霸、减租清债斗争中,逮捕汉奸骨干分子、恶霸地主210名,其中处决40名。汉奸曹明哲、刘宏宽、宋秋来,充当日军走狗,组"石头队"暗杀抗日人员,刺探军政情报,偷割电线,强迫群众组织维持会,并在五月反扫荡中,引日军搜山,捉群众30余名,轮奸妇女2名,罪恶昭彰,在下温村就地正法。将务分子谢五、江万清、江汉清三犯罪证确凿在会里村枪决。12月16日,汉奸申明秀被政府枪决,申明秀,匡门村人,曾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在山东大土匪刘桂棠入涉后,该犯加入刘部,帮伙抢劫。抗日战争爆发后,申犯主动与日军接头,充当坐探,常向日军报告八路军军政消息,并将其子申东初送往日军青年特务训练所。是年2月,日军进犯涉县,申犯用红布作信号,企图引日军飞机炸毁区公所未成;五月反扫荡中,阻止群众躲避,致4名群众被杀。该犯假借行医,毒死匡门自卫队队长王老三。根据申犯罪行,五专署召开匡门等十余村2000人大会,公审宣判,当场正法(后平反)。

民国32年(1943年)5月,日军派遣185名特务、汉奸从武安潜入偏城县,协助其第9次扫荡,被偏城县公安局捕获178名。6月,日军从长治、辽县派遣特务、汉奸混入涉县,被根据地军民一次捕获10名,同时抓获使用和散发假钞票、假粮票,破坏根据地粮油封禁的汉奸分子曹三义、张金贵、宋来喜、张汉英4人。面对特务、汉奸频繁活动,公安局按照《太行区战时紧急处理汉奸、敌探办法》,全民动员,掀起反特锄奸高潮。
民国33年(1944年)2月至5月,涉县、偏城县举办反特集训班,因受"左"倾影响,参加集训的县区干部及教员不少被戴上"国民党特务"嫌疑的帽子。解放战争时期,特务在涉县打黑枪、搞暴动、投毒等破坏活动时有发生。对此,太行区于民国34年(1945年)5月举行联席会议,开展同国民党特务斗争。县委向全县发出锄奸紧急指示,开展"五家联环保"运动,审查国民党占领区入境人员。10月在县城处决关敬之、李德祥等国民党特务15名。11月1日,涉县指挥部就加强岗哨实行戒严发布命令。命令说:"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敌人不但未放下武器,而仍大肆向我解放区进攻,同时与反动派勾结占我城镇,扰乱社会治安。为保卫胜利果实,维持解放区秩序,打击奸细破坏活动,决定全县实行戒严,恢复岗哨,认真盘查。凡外出20里或出区界以外者,须持村、区公所的通行证,无通行证者,村、区公所应予拘留,落伍人员移交驻军处理,私藏与买卖军火者严加惩处"。第二年,县公安局结合减租减息,再次开展群众性的反奸运动。破获国民党保安团组织2个,三青团组织1个,收缴长枪145支、短枪97支、子弹7240发,处决国民党特务分子58名。

二、剿匪

涉县山高地僻,自古为匪、寇躲避之地。据清嘉庆《涉县志》载"涉邑明季数有土寇,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秋,陕西客张汝洪等挟赀至县境猛虎村(今龙虎村)被劫,乡民逐盗,出武安西井村,贼张甚,数百人莫敢撄其锋,赖其地乡民王恩荣兄弟五人力救御,遂擒贼。"李中杰成汤庙记:"崇祯戊辰(1628年)流寇起关中,癸酉(1633年)入涉境,近我村落,本村千余家极力抗御,相持一年,迨11月17日贼大众环攻,势不能支,始弃村奔逃,贼据更乐。11月,始拔营南走。"官方剿匪不力,可见一斑。至清代,每遇荒年即有流匪窜入,民不得安居。民国时期,痞匪扰患更甚。民国14年(1925年)奉军兵痞250余人流窜境内,盘踞县城,苛敛民财。后由农民起义军天门会攻占涉县城,将兵匪赶出县境。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23年(1934年)刘桂棠率匪入境,何柱国率部名为剿灭土匪,安抚地方,实兵匪勾结,抢劫民财,全县一时鸡犬不宁。

民国27年(1938年)春,井店村人李通网罗恶棍烟鬼等30余人,号称"独立师",自任师长。李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国民党县政府城防部30支步枪,数百发子弹武装自己,9月队伍增为80余人。其在涉县偏店、西戌、木井及黎城县的偏城一带行凶抢劫,残杀抗日军民。日军扫荡井店,李为讨好日军,将该村农民李××诬告为八路军惨遭杀害;在宇庄抢劫时,将八路军干部王××杀害。李祸害一方,八路军一二九师派胡兴寿、张君英潜入偏店、鹿头侦察匪穴,后率2个排兵力由武安县阳邑夜抵东鹿头村,将匪全部擒获。共缴步枪30余支,马1匹。将李通就地处决,其余经教育释放回家。

赵勋,茨村人,恶彰全县。结匪五六十人,配有长、短枪,抢劫民财,杀人多起,后又投靠日军。民国30年(1941年)春,在肃匪中,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抓获,赵勋及匪徒程万秀、程福元、刘满仓、刘福元、张金鳌、赵金顺、苗天柱、刘适亭被处决。

民国29年(1940年)边府公安总局在全县开展肃匪运动后,被镇压的小股流匪,还有槐疙瘩村(今槐丰)董改成、太仓村陈丙子、任五成等。民国32年(1943年)后随着根据地政权巩固,治安加强,流匪未有发生。

第三节 镇反 肃反

一、镇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逃还乡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及漏网特务、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相勾结,破坏新政权和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县委遵照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简称镇反)的指示,成立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又称镇压反革命指挥部),下设摸底查证组、批报组、审批组和镇反办公室;在全县7个区、1个镇(城南镇)、209个行政村成立治安委员会,在全县展开镇反运动。对象为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土匪、反攻倒算的地主及国民党特务。是年冬,为提高群众镇反自觉性,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公安机关展开政治攻势,组织乡村读报组57个,街头剧宣传组97个,剧团80个,号筒喊话站(台)447个,鼓书班26个,参加宣传人员1.06万人,形成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攻势。至1953年6月,公安部门和各级政府共接待举报群众1828人,收到检举材料505件,其中反革命材料224件,被举报206人;反革命分子127人(国民党员33名,伪军政警宪人员18人、敌对分子3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2人、土匪5人、政治嫌疑21人、三青团员4人),刑事犯罪分子133人。在群众检举揭发同时,公安机关对有反革命嫌疑人员进行调查,集中力量在一、四、五、六区对重点对象严格稽查。共查出反革命分子4093名。其中反动骨干分子97名,国民党员563名、特务290名、恶霸15名、土匪36名、反动道首164名、地主282名、富农624名、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286名、汉奸家属156名、刑事犯罪分子192名、道徒及其它坏分子1388名。


1951年2月6日,涉县镇反委员会按照"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原则,分批逮捕和惩办。5月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01人。其中4月9日,将策划投毒、谋杀基层干部特务周步月枪决。11月22日,将破坏抗美援朝和互助合作的马福廷枪决。是年底,政法机关破获岭底"新华反共自卫军"第一大队特务组织。该组织由第八纵队刘士模指挥,下设3个中队,队员134人,进行反革命宣传,扰乱社会治安。1952年将其主要成员刘士模、赵嘉言、李群昌、李义堂等4人判处死刑。1952年9月,反革命杀人犯王吉仁在出逃美国时被捕获,该犯地主出身,关防村人,曾任国民党专署保安司令部上尉参谋,保安大队,次年10月2日被处决。1956年镇反运动结束,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49人,其中判处死刑41名,死缓20人,有期徒刑63人,经教育释放21人,转外地查办1人,病死3人。


1951--1956年涉县处理反革命分子统计表

单位:人

类别 人数 死刑 死缓 有期徒刑 教育释放 转外地 病死

特务 62 22 3 25 9 1 2

反动党团骨干 59 17 1 29 11 1

会道门头子 12 - 10 2 - - -

恶霸 12 2 3 6 1 - -

土匪 4 - 3 1 - - -

合计 149 41 20 63 21 1 3

二、肃反

镇反运动结束后,仍有部分反革命分子潜伏于人民内部,为彻底肃清其残余势力,1955年8月县委成立肃反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在党、政、群、团、商业、财贸、文教、卫生、工交等100多个单位分五批开展肃反运动。通过政治形势宣传,迫使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促使一些有特务行为者坦白,接受制裁。地主陈金台主动供出自己于民国31年(1942年)参加地主组织的护校队,后任日本自卫团文书上士。民国35年(1946年),由梁子宜介绍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所,担任特务谍报机关译电员,积极收集武、涉、林等19个县的军事、政治情报。1957年8月,肃反结束。通过清理,全县共查出反革命分子29名。其中:特务间谍6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名,土匪1名,蒋匪军政警宪人员19名。另有刑事犯罪分子4名。分别据其犯罪事实,坦白程度逮捕判刑6名,被管制7名,开除公职16名,监督生产3名,下放农村1名。并对有复杂问题的635人,亦作了相应结论。

 

第四节 预审 看守

一、预审

审讯,民国初期,由国民党政府警察所、公安局审讯。民国29年(1940年),始由抗日政府公安局审讯股审理,政治犯和特务案提交县委、县政府裁决。1950年审讯股改称预审股。1953年检察署(1955年更名检察院)成立后,经其批准,公安局对犯人执行逮捕。1958年,批捕人员154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机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证据确凿的罪犯采取直接逮捕和审理,然后起诉、判决。1978年恢复检察院,执行逮捕仍由其批准。1982年刑拘转捕20人,批捕68人,劳教2人,审结准诉66起。1984年实行逮捕证制度,预审工作严格遵守审讯规章制度。是年刑拘13人,审结积案12起。1988年批捕111人,转捕23人,审结准诉105人。1990年转捕110人,批捕205人,审结准诉200起。1996年,共批捕196人,刑事拘留87人;刑事拘留后转捕71人;收审190人,其中转捕96人,劳动教养44人,治安处罚34人。

二、看守

清代,在大门(衙门)内之西,设禁狱,有"讼事稀少,囹圄常空"之记载。国民党巡警局设警备。涉县解放后,县公安局设警备,以关押重犯和已判罪犯,地址在今县政府后院。可容纳20余人,有武装看押。同时,县司法科设看守所,地址在今粮食局处。主要关押普通犯人,无武装看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警备改称监狱。1950年1月,看守所与监狱合并,称涉县公安局看守所,设在公安局院内,可容纳20余名犯人。关押对象为政治犯和未判决犯,兼押部分改造犯。已判罪犯即送往邯郸劳改队。1958年涉县劳动教养收容所在河南店成立,可收容犯人150人至160人,时县内除数名重案犯外,其余全部看押在此。次年收容所撤销。1961年后因看守所狭窄,仅能关押刑期短的犯人。1973年公安局于东河路北端西侧兴建看守所,翌年竣工使用,设监号16个,房18间,可容纳犯人108人。1983年关押人员达304名。1990年看守所重建,设监号14个,一号一院,使用面积550平方米,关押犯人可达250人,以关押未判决犯为主,兼押少数短期刑犯。对犯人管理采取法律、文化教育和定量劳动结合,使犯人改造思想,痛改前非,重做新人。1991年后,关押人员逐年增多,1996年,共关押人犯700人。

 

第五节 取缔反动会道门

清末以来,境内出现的会道门组织有明眼道、明善道、还乡道、九宫道、黄香道、圣仙道、一贯道、前佛道、大佛道、长毛道、吉天道、不死道、关阳道、佛道、清河道、响头道、清查道、老君道、老母道、会生修精道、红枪会、龙华会、长生会、天门会等24种,主要由河南、山西省及邯郸以东地区传入,分布22个乡镇120个村,共有道首、首徒6000余人,其中尤以还乡道、明眼道、九宫道、不死道、明善道人员众多,影响较大。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部分道会组织被国民党操纵,发展组织,培养间谍、刺探情报、煽动威胁群众,搞政治破坏。县抗日政府成立公安机关后,在反特锄奸和后来开展的历次运动中,对有现行活动的反动道会进行了严厉打击。

1950年冬,县成立打击反动会道门领导小组,对各种道会进行摸底,将还乡道、一贯道、九宫道、不死道、明善道等会道门作为重点取缔对象。通过侦破,掌握证据,在索堡、固新等120个村,取缔反动道会13种,挖出反动道首119名,道徒4035人。至1964年,共取缔反动道会20个,破获暴乱案件82起,抓获道首251人,其中判死刑2名,判有期徒刑24名,管制32年。1966年3月13日,破获还乡道,抓道徒53名,据情节分别给予判刑、劳教等处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道会又见波动,其中九宫道、还乡道、不死道发展道徒3000余人。九宫道指挥机关设于索堡村西北街。以王香廷、杜木林为道首,下设运粮官及正宫、东宫、西宫;不死道设于索堡林场,道首石聚林(又名石马成),自制"百日还阳丹"欺骗群众。还乡道设于靳家会,道首靳乃林自封皇帝,封靳竹林为军师,靳小厅为小主,靳河堂为元帅,靳保生、靳王所为大臣,阎金梅为正宫、李春仙为西宫。三道以索堡、石门为中心,秘密串联,散布谣言,并积极准备人力、财力策划暴乱。1973年12月28日,九宫道、不死道被破获。次年2月23日,还乡道亦被破获,道首被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有期徒刑。经几次大的打击,道会反动活动明显减少。1985年对全县道首、道徒进行清查登记。会道六绝迹61支,道首死亡330人,判刑131人,境内反动会道门活动基本取缔。

第六节 打击刑事犯罪

清以前各代,历任县官"规以守分,倡以贞烈",重治娼盗。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反特锄奸,反维持、清敌剿匪,以打击政治犯为主。民国29年(1940年)12月至35年(1946年)6月,共查处特务破坏案106起,惩处恶霸1545人。民国36年(1947年)3月,偏城县一次处决特务20名。

1949年至1965年,境内各种刑事犯罪年均发案52.84起,年均破案49.41起,破案率达93.5%。期间,罪犯主要为政治犯、强奸犯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派性严重,冤、假、错案较多,刑事案件一度增长,后均平反昭雪。1976年3月,破获以周艳良、陈理文等人为首的"红旺共产主义劳动党"反动组织。周艳良(浙江省东阳县人),赵棋(涉县木井公社择营峧村人)、陈理文(浙江省东阳县人),三人合谋,在东阳、涉县等地三个公社、四个大队及两个厂矿拉拢地痞恶棍秘密成"红旺共产主义劳动党"、"红旺共产主义人民分团"、"红旺人民军"、"红旺自卫军"等反动组织,制定党旗、军旗、帽徽等标记,拟定委员会成员12名。确定"红旺共产主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周艳良为"红旺共产主义劳动党"总指挥,赵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军长大将,陈理文为副委员长、大队长、少将,并制定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计划。1977年至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案发高峰,年均发案110起,以凶杀、盗窃、强奸等案件为多,且恶性案件、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1979年12月25日,县委召开治安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党全民动员,整顿社会治安,开展法制教育,集中打击危害人民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犯,保证"四化"建设顺利进行。重点是依法惩办那些穷凶极恶的现行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放火犯和其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犯罪集团头子和教唆犯。在此次清查捕判犯罪团伙中,青少年犯罪占93%。1981年9月,破获偏城村不满18周岁少年赵海军一夜杀死4口人的特大凶杀案。

1983年8月,全县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根据中央决定,为期3年,进行三个战役,以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为重点。第一战役到1984年9月30日结束,共抓获罪犯218名,其中依法逮捕208名,转外处理4名,因病取保候审1名,劳教5名。破获盗窃、抢劫、流氓团伙26个,使社会治安有所好转。1985年,县召开政法工作会议,总结打击刑事犯罪第二战役第二仗,部署开展第二战役第三仗。当年,刑事发案228起,破获197起,抓流氓团伙13个,盗窃团伙20个,抢劫团伙3个,拐卖妇女团伙1个;缴土制手枪3支,手榴弹5枚,炸药20公斤,雷管80枚,匕首23把。从重、从严、从快依法惩处凶杀、强奸、抢劫、爆炸房屋、重大盗窃、流氓团伙、拐卖人口等7类案犯277人。此后,每年进行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86年刑事案件发生100起,发案率比上年上升17%,当年破获充达90%。至1990年,刑事发案逐年上升。1990年,刑事案达252起,破获案件170起,当年破获率在67%左右。犯罪者以青少年为主。1992年刑事案件高达284起,破获197件,其中重大案件90起,破获52起。1993年至1996年,刑事案件年均184起,年均破案149起。

附:

杨晓钟盗窃、抢劫枪支、轿车等案

杨晓钟,男,29岁,涉县台村人。1989年至1990年7月在境内作案数十起,盗窃总价值2.5万元。8月窜入山西省晋城市,9月1日翻墙进入市郊区供销社,盗"拉"轿车1辆,价值6.2万元。24日,晋城市公安局在邯郸市查获轿车,将杨作为嫌疑犯押往山西,杨中途跳车逃脱。25日,窜入境内井店法庭,窍得"六四"手枪1支,子弹10发,人民币400余元。9月30日至10月11日,又先后逃窜新乡市、南京市,盗窃、抢劫双狮表一块,照相机一部,金项链8条。金戒指10枚,稀金戒指10枚和存折及部分现金,总价值2.6万余元。10月18日潜逃郑州市金海皮肤科医院整容。20日撬开医院病房楼东门至市南方大酒店行窃未遂。21日,该医院保卫干部发现门被撬询问杨时,发现其带有大量珍贵物品,准备为其寄存,杨认为事情败露,举枪威胁并趁机溜出大门。保卫干部王瑞民赶上抱住杨犯,仍被其挣脱逃跑。杨犯逃至新乡市,乔扮女装,准备潜逃,被新乡市公安局抓获。10月25日移交涉县拘留,28日转捕后判处死刑。

 

第七节 破除迷信 扫黄

一、破除迷信

民国29年(1940年)前,涉县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据清嘉庆四年(1799年)《涉县志》记载,县境内河神庙、龙王庙、药王庙、山神庙、五道庙、关帝庙等村村可见。时民众生病多求巫婆神汉驱病。"病多不服药,延请师婆跳神,丧事亦用僧道作功果"(清嘉庆四年《涉县志》。选茔地、择吉日必请风水先生,算卦、相面、求神,拜佛等迷信色彩甚浓,人民受封建束缚极重。国民党政府曾下令破除迷信,但效果不佳。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涉县后,大力开展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县抗日政府号令全县严禁烧香、上供、求神,严令各地拆除神像庙宇,对从事迷信活动的巫婆、神汉、卜卦、风水先生进行监督教育。民国31年至民国34年(1942-1945年),破除迷信运动达到高潮,全县所有寺庙、泥胎(神像)全部砸毁,大部分殿庙为学校或区、乡、村公所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历次运动对迷信活动的禁止与打击,迷信活动基本停止。80年代后,城乡街头算命、测字、相面等封建迷信活动与日俱增;选择茔地、修建祖坟各村皆有;不少村以建景点为由,大兴修建庙宇之风,并为神请戏、许愿猪羊,拜神者成群结队朝山进香。尤娲皇宫特盛。

二、扫黄

民国之前,县境内淫秽书画流传于有钱有势及行商者之间,范围极少,嫖娼大都为富户纨绔子弟。民国27年(1938年)日军侵占涉县城,在北关设立妓女院,妓女多为被掳的朝鲜妇女。次年,在城里丁字巷设立妓院6个,由老鸨统一管理,令朝鲜妇女挂牌营业。不久,八路军解放涉县城,妓女院随日军撤离。抗日政府成立后,根据地严肃党纪、军纪、民风。卖淫嫖娼活动逐渐绝迹。

80年代起,淫秽录相、扑克、漫画等淫秽物品开始在境内暗中传递。同旅馆、饭店雇用的外地服务人员中也开始出现卖淫等现象。其中淫秽物品专播由城镇及公路沿线向农村逐步蔓延,卖淫嫖娼主要活动在309国道、涉左公路等两侧饭店中。"黄毒"的泛滥,严重地毒害着青少年和扰乱了社会治安。

1985年7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清理淫秽物品小组,首先对录像放映点、书摊进行突出和重点搜查,没收销毁淫秽书刊、录像带,卡死贩"黄"途径。仅一五零电厂就查获淫秽录像带8盘及一批淫秽书画。之后,每年不定时清查淫秽物品,致贩"黄"、淫乱现象有所收敛。1989年,"黄毒"在境内再次蔓延,涉县公安局成立"扫黄"小分队,由文化、宣传等6个部门配合,对饭店、旅社和传播严重的县城至偏店段进行严查。查封饭店5个,抓获乱淫者7名;查获播放淫秽录像带放映点7个,没收放映工具7部,淫秽录像带13盘,色情书刊500余册。同时责令8家影视点停止整顿。抓获淫秽物品传播者84人,其中依法收容审查3人。治安拘留11人,罚款处理70人。1995年,查获淫秽书刊300册,录像带2盘,查处并取缔卖淫嫖娼窝点1个。通过大规模地严厉打击与清扫,"黄色"犯罪明显减少。

 

第八节 治安管理

一、交通监理

1971年11月,公安局成立交通队,负责境内交通管理工作。1977年,县交通监理站成立,与公安局交通队联合办公。1982年,交通队和监理站分设,交通队管理城区交通。1987年,公安局接收监理站,交通岗并交通队成立交通警察队,交通安全统一由其管辖。主要负责车辆年检、牌照发放、驾驶员考核、培训、教育、核发驾驶证、审验,上路检查非法驾驶、酒后开车、无证车辆、车辆部件安全及处理违章肇事等。此外,还负责在公路设置安全标语及警示标志。

1974--1996年涉县机动车肇事统计表

年度 肇事次数(次) 死亡人数(人) 受伤人数(人) 经济损失(元)

1974 60 9 44 64450

1975 90 24 51 82870

1976 59 14 32 68700

1977 41 11 17 91850

1978 45 8 30 27050

1979 38 9 29 26700

1980 33 2 24 17560

1981 45 8 20 29950

1982 41 7 18 22330

1983 393945 10 19 22340

1984 45 9 25 82480

1985 44 7 15 60680

1986 170 15 78 49730

1987 94 25 42 90280

1988 98 22 43 176546

1989 94 26 58 200000

1990 130 15 77 207800

1991 321 21 210 412000

1992 416 33 270 496000

1993 501 49 328 569700

1994 556 60 283 571891

1995 679 51 346 1166241

1996 623 40 310 991827

 

 

1990年,县交通警察大队在椿树岭设置交通检查站重点对过往车辆实行运载、证照等安全检查。1991年至

1996年交通警察上路巡回检查,重点对违章司机、车辆、超载、证件不全等方面进行检查或处罚,并对公路上堵塞车辆进行疏通。

二、特种行业管理

涉县解放后,当年即对旅馆、刻字、印刷、信托寄卖、修理以及废旧金属收购等特种行业实行统一管理,即统一注册、备案、抽样检查,以防诈骗、伪造、走私等案件发生。1980年始,特种行业经营必须通过申请,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并报公安局备案后可营业。凡个人出卖成品或半成品机件、电器设备、交通器材、各种工具等生产资料及废旧金属器材的;凡怀疑信托门市寄卖物品有问题的均要及时上报。收购有色金属凭卖主个人户卡或个人证明,以备查核。无论买卖双方均要详细登记;旅馆亦一律凭证件登记住宿。1985年特种行业凭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经营,实现管理制度化。同时,对影视厅、舞厅、电子游艺厅、饭店等易发案件地点进行重点管理。至1990年底,全县共发放经营特种行业许可证136家。其中刻字、印刷业12家,有色金属回收业41家,旅店业69家,电子游艺厅3家,影视、录像厅8家,舞厅3家。1996年,增加出租车、射击场、废旧汽车拆卸厂等特种行业的管理。

三、枪支弹药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全民武装抗日。涉县各级农会、武委会等抗日团体及民兵组织和机关、学校都有武器。民国33年(1944年)9月20日,公安局对散于民间枪支弹药实行统一管理,除民兵枪支由武委会登记外,各政权部门、银行、商店、学校、工厂和农村限期将公私枪支弹药一律上报,造册登记,领取持枪证。对无证持枪和隐藏枪支弹药者一律查处没收。民国35年(1946年)1月25日,鉴于个别合作社及商贩倒卖武器弹药,形成武器管理上的混乱现象,县政府、县武委会决定,无论合作社或私人小贩,一律禁止偷贩军火。收集民间武器供给军队使用的人员,需经县武委会批准,持武委会证明才有效。收集的军火必须在半月内送交县武委会,私自贩卖者,武委会严加惩处。此后在1951年、1952年、1963年分别对各类枪支进行清查,签发新证。
"文化大革命"初期,枪支弹药管理制度遭到破坏,出现两派争夺枪支现象。1969年8月,县革委会和县武装部《关于收回民兵武器弹药的通知》发出后,枪支、弹药回收和保管工作分别由武装部、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工负责。1973年公安局、武装部等几家联合出动,再次对流散在各级各部门、各村庄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进行彻底收缴。直到1981年在清理爆炸物品中又缴获各种型号子弹2147发,手榴弹21枚,手雷4枚,把子枪1支。1984年,公安机关缩小枪支佩带范围,对枪支进行重新登记。针对民间猎枪、气枪增多,管理失控现象,公安局建立猎、气枪购买申请和审批制度。同时,对猎、气枪进行清查登记,并发放持枪证。截止1990年,全县共发放各种持枪证481份。199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后,,收缴各种民用枪支2586支、管制刀具468把。

四、爆炸物品管理

解放前,境内爆炸物品主要为黑色炸药,由村民自由生产、买卖。民国29年(1940年)后,为抗日所需,多数村庄开展火药生产。除供应军火生产外,民兵还自制手榴弹、土地雷等爆炸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火药用量与生产量减少,除河南店为常年生产烟花、爆竹外,其余多用于三眼枪对天轰鸣,以解风雹骤雨。1958年,大搞水库群和兴建漳北渠,用火药开山炸石,其生产量再度增加。以后随着铁矿开采,始出现黄色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爆炸物品,并逐步取代黑色炸药。时购买手续简单,群众极少有藏匿行为和利用作案现象。1980年后,随着爆炸物品在个体采矿和开山炸石等业中普遍使用及购销渠道增多,违章倒卖、储存、使用时有发生。1981年公安局对爆炸物品进行清理收缴,共缴雷管10.8万枚,导火索53.7万米、炸药17.6万公斤。同时对生产、储存、销售、使用等环节进行了限制。1984年爆炸物品由国营物资部门对口销售,用户经公安机关批准持证购买。翌年,经核批,对生产和使用者发放了许可证和操作证(爆破证),并建标准化爆炸物品储存库4个。爆炸物品虽经严格管理,但仍不免被不法分子所巧取,成为作案工具。1986年至1991年底,共受理炸房、伤害干部的爆炸案件32起,均构在刑事犯罪。1991年4月5日,固新村党支部书记刘满全上坟,不法分子在坟前预置炸药,刘烧纸引爆,当场炸断一条腿,其女亦被炸伤。1996年,在治安整顿中收缴炸药207公斤,雷管1730枚,导火索52970米,自制手榴弹4枚。在强化爆炸物品管理中,消除事故隐患300余起。

五、禁赌、禁烟

1、禁赌 清末,官府对赌博曾屡颁禁令,但官样文书禁而不止。民国初期,赌瘾极大之徒,村村皆有。其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家产、卖儿卖女。民国20年(1931年)前后,不少村庄立戒赌碑,以此为戒。涉县解放后,政府多次发出通令严禁赌博,并责令各区、村政权搞好禁赌宣传,清查赌博人员,没收骨牌、骰子、纸牌、麻将等赌具,对聚众赌博的违法分子批评教育,对赌棍和窝主进行扣押处罚,直至判刑。自此赌风匿迹。1983年后,境内赌风又起,而愈演愈烈,迅速遍及城乡、机关、团体。对此公安机关至1996年,除随时发现,随时抓获外,先后开展4次集中打击,捣毁赌窝5个,没收赌具15副,挽留和处罚赌头135人,经济处罚300余人。通过打击,赌博现象减少,且由明转暗。

2、禁烟 民国以前,县内虽有"贩烟至论死""种烟、贩烟者以通番论罪"训令,也未能禁住鸦片流入县境,苦害百姓。民国7年(1918年),北关地主任聚武勾结县长徐树藩,从晋城购鸦片贩卖,大发横财。民国23年(1934年)县长程文粹成立戒烟所,严禁平民吸食毒品,并对贩卖毒品者处以死刑。境内毒品交易一度收敛。其任职期间,对任聚武贩卖鸦片一事,以罚代刑,但任抗拒不执行,被押解安阳、开封、天津等地,民国26年(1937年)释放。民国29年(1940年),涉县抗日政府严禁贩卖和吸食毒品。是年,将5名违令贩卖毒品者枪决于更乐村。民国36年(1947年)2月,对胜利果实(没收地方财产)中的鸦片与烟土,县政府以每斤3万元至5万元(旧币)价格购买后全部销毁。9月成立毒品稽查队,查禁鸦片。1951年以后,境内贩卖、吸食毒品现象全部绝迹,境内无毒达40余年,近年又有试吸毒品行为,其传入多由山西省晋东南一带汽车司机携入。

六、"五类分子"摘帽与平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统称"四类分子"。1956年全县共有1922名。"四类分子"权利受限制,接受群众劳动监督,定期向所在村治保委员会汇报思想和行动。表现好的经治保组织和群众评审后,由公安局写出结论,改变成份或摘帽。是年"四类分子"中,交农业合作社管制35名,行政管制8名,在农村继续改造6人。1958年"四类分子"全部由人民公社进行监督改造。反右派运动中,20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自此"四类分子"改称"五类分子"。1959年,县委分5批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共摘帽145人。1963年"四清"运动中,又增加地富反坏分子177人。1973年5月,县成立专案组,为1950年至1973年间的"四类分子"摘帽290人,继续戴帽164人。1978年至1979年,据中共中央关于对"五类分子"进行评审摘帽的精神,对164名"四类分子"全部摘帽,95名右派分子全部平反,结束"五类分子"监督改造,使五类分子得到解放。

 

第九节 消防


旧时,民间防火知识多由父教子传,从小灌输玩火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火灾。凡有火起,民众自备桶、盆呼喊而至,纷纷救援。此外,寺院、庙堂、戏楼等公共场所和山林地带刻有禁火石,时刻提醒民众防止火灾。
民国35年(1946年),消防工作列入公安局工作范围,每年向机关、厂矿、学校部署防火工作,落实防火设施。同时,把粮食、纺织、燃料等部门作为重点防火对象。夏收、秋收、春节、元宵节期间还组织人员巡回检查,防患未然。1965年,邯郸地区公安处在涉县成立消防队,编为驻涉消防三中队,配有消防干警20名,消防车3辆,水泵24台,负责境内消防事宜。1986年8月11日,驻涉消防三中队划归涉县,成立涉县公安局消防队,配有火场供应车、水管消防车、泡沫车各1部。是年至1990年,消防队培训消防人员共2580名,充实机关、厂矿、乡(镇)等各基层消防组织。1990年,消防队共有干警33名,配消防车4部。驻涉天津铁厂、一五零电厂、河北第五、第六机械厂等厂矿均成立消防队,共配备消防车7部,消防队员108名。每遇火情,即可联合行动。1996年,消防队干警为23名,配消防车3辆。为加强仓库等地消防工作,全县共建防火组织机构73个,义务消防队142个,义务消防员1530人,配有消防水泵4台,并在大型工厂、仓库备有干粉灭火机和泡沫灭火器及钩、杈、锨、桶等消防器材。各乡(镇)村成立的防火小组420个,义务防火巡逻队457个,队员6415人。

70年代至90年代初,共发生重大火灾4起,小型火灾近300起。其中,1980年12月3日,建于汉代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泉寺遭火灾,焚毁雷音殿、大雄宝殿及东西廊房共67间,经济损失5.2万元。1982年2月,县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化肥库火灾,焚毁仓库20间,硝酸铵、尿素等化肥108.8吨,硝磷氨粉7.5吨,硫磺块2.5吨,敌敌畏、硫酸铜、氯单粉、稻温散等农药,共计损失130余万元。

 

第二章 检察

第一节 机构设置

明正德五年(1510年)知县张礼在县城东街建察院署。清代废,检察事由知县亲理。至民国,县仍无专门检察机构。1953年3月,涉县始建人民检察署,1955年5月,更名为涉县检察院,受县委、政府和邯郸地区检察分院双重领导。1968年,并法院、公安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973年3月,撤销军管,检察工作由公安局行使。1978年8月县恢复人民检察院,杨铁柱任检察长。1981年后,检察长改任命制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制。检察长职务实行本县人回避制。4月,检察院于税务局增设税务检察室。1990年5月,据省高级人民检察院通知,经济检察科改为贪污贿赂检察科。年底,检察院人员48名。其中检察长1名,副检察长2名。1996年,检察院设经济科、法纪科、控申科、民行科、税检室、监所科、刑一科、刑二科、办公室,更乐镇检察院、井店镇检察室共11个科室,有工作人员47名。

 

第二节 刑事检察

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案件,依法检察证据、案情,及时纠正侦查中违法行为。对各种刑事案件分别立案,经国家公诉人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检察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或转送当事人主管部门教育纠正;履行法律监督职责。1955年至1967年春,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1022名,经审查批准逮捕454名,决定起诉417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检察工作中断,1978年恢复,至1990年底,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人犯1449名。其中经检察院批捕1191名(追捕34名),未准逮捕292名。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537件1231人,经审查决定起诉932人。其中追诉41人,免予起诉103人,不起诉15人。向法院提起抗诉10件,涉及16人,出庭支持公诉511起791人,发表公诉词409份。1991年至1996年,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540件,866人,检察机关自选侦查决定逮捕提起诉讼456件,706人;检察机关自选侦察提起公诉90件,122人;免于起诉122件,144人,其中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涉及74人,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免予起诉22件,27人,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免予起诉100件,117人。

 

第三节 贪污贿赂检察

1980年始行使经济检察。随着贪污贿赂案的增多,1990年,经济检察科改为贪污贿赂检察科。自实行经济检察以来,至1990年共受理经济案379件,涉及402人,其中立案侦查124件,155 人。贪污贿赂案64件,86人,占立案数的55%。共逮捕62人,起诉法院68件,88人,免予起诉41件,49人,侦破万元以上大案13起,6万元以上案件2起1985年侦破沿头村崔国平、王忠堂合伙诈骗38万元大案,为其中之一。通过经济检察,查处贪污贿赂,共为国家、集体挽回损失377.6万元。1991年至1996年,受理经济案件177件,涉及199人;立案侦查154件,160人。其中贪污贿赂90件,涉及108人,占68%;移送审查起诉58件,涉及75人;免予起诉64件,涉及69人。共挽回经济损失740.7万元。

 

第四节 法纪检察

主要通过直接受理、控告、信访、检举等案件,依法侦查检察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国家集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包括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诬告陷害、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选举、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泄露机密、徇私舞弊、私放罪犯、虐待管制、私自开拆陷匿毁弃邮件、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重婚等16种案件。1984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责任事故案件由经济检察移交法纪检察。1988年9月10日法纪检察受理商业局在深圳定购三合板被骗渎职案,涉及人员35名。其中县级干部5名,局级干部12名。损失315万元,无法追回。有关当事人分别给予行政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1990年,重婚案件划归控告申诉检察。到年底,法纪检察共受理案件260件,345人,其中立案67件106人,逮捕42人,起诉法院38件53人,免予起诉29件44人。1991年至1996年,法纪检察共受案件326件;涉及378人,立案75件,涉及98人,结案71件,涉及92人,其中重、特大案件22件,涉及28人。

 

第五节 监所检察

1980年,开始实行监所检察,翌年1月成立监所检察科,经常检查监所,检察监督看守人员严格执行政策,纠正体罚犯人,诱供逼供及违反法定程序等行为。维护监管秩序,保障案件的依法实施和监所安全无患。到1990年底,共处理在押人犯重新犯罪23件69人;办理申诉案5件,揭发犯罪线索344条,释放考察犯人210名,其中4人收监,3人重判,并对超期羁押人犯违法行为作出具体纠正,违法羁押人犯300人次。1991年到1996年,共纠正监管改造违法活动235人次。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

1980年,实行控告申诉检察立案工作。受理来信检举和诉状申诉及直接控告。至1990年底,共接待来信来访2579件次,查结68件。对构成犯罪者即立案侦查,其中逮捕3人,起诉3人,免诉1人;对构不成犯罪或不属检察部门范畴的案件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1991年至1996年,共受理来信来访1024人次,全部予以落实。此外,1992年至1996年,民行检察共受理87件,立案34起。

 

 

第三章 审判

第一节 审判机构

明洪武初,在城隍庙(今县供销社)东建按察司,署理刑法诸事。清代废按察司。除知县自任执法外,还设有主簿、典史等司法官吏。民国时期,国民党县政府置承审室,设承审员,负责整理状纸,协助县长审判。民国29年(1940年)涉县抗日政府成立司法科,负责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审判和司法工作。1950年5月,司法科改为涉县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全院干警6人,分别有院长、刑事审判员、民事审判员、书记员、调解员和勘验员各1名。院址在今县政府后院。案件审理重事实,重依据,量刑定罪。1953年,为配合普选,7个区均设巡回法庭。是年9月,保留西达巡回法庭,其它撤销。1955年西达巡回法庭更名西达人民法庭,负责西达、固新区的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审理。1956年后,索堡巡回法庭(1972年改名索堡人民法庭),西戌人民法庭(时辖西戌、更乐、井店三区片,后仅辖西戌、更乐),井店人民法庭,偏城人民法庭,河南店人民法庭相继成立,负责本区片民事案件审理工作。1983年,县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负责县内较大经济纠纷、经济合同审理。次年10月成立执行组,专门负责部分疑难案件的执行工作,1987年7月改为执行庭。是年4月城关人民法庭成立,审理县城各机关、厂矿、城关镇、中原乡的民事和经济合同纠纷。1990年10月,县人民法院增设行政审判庭、告诉、申诉审判庭。1996年法院系统有干警73人,其中基层法庭有干警22人。

 

第二节 审判制度

清以前案件审理主要依据口供,实行公堂问案,刑讯招供、画押、宣判制度。审讯中犯人跪于堂前,常用枷锁、拶子、站笼、大板、夹棍、鞭打、火熏等酷刑逼供,屈打成招者很多。判刑分别以监牢囚禁、发配从役、从军,不服者实行上解审理。死囚需逐级上报刑部。等回文下达后,分别以斩、绞、凌迟处死。民国初,国民党司法机关即承审室,虽提倡免处封建大刑,然仍沿袭刑讯招供制度。

涉县解放以后,案件审理实行两级审判终审制。县受理案件作第一审判,重大案件及不服案件,由上级审判机关作最终审判。1950年5月,在两级终审制的基础上,对疑难案件审判,县实行裁判研究委员会制度,案犯定罪量刑由裁判研究委员会决定。1953年11月,县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制度。次年9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制约和干预。是年,院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55年法院实行辩护、合议、上诉等审判制度。是年,有人民陪审员184名。1956年起,较大案件量刑,实行三家联合研究定刑制。1959年,重大刑事案件办理需经县委主管政法书记批示后执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审判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审终审。1973年,恢复公开审理、陪审、辩护、合议等审判制度。1980年3月,县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对刑事或民事疑难案件实行定性量刑。1985年,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命。1987年开始实行回避制度,本县人不准任县人民法院院长。1990年有人民陪审员25名。1996年,有人民陪审员32名。

 

第三节 案件审判

一、刑事审判

民国29年(1940年)至1996年共判处刑事案件7172件。

涉县解放后,为打击土匪特务汉奸对新政权的破坏,县司法科及时惩处了一批汉奸、土匪等反革命分子。至民国37年(1948年)底,共判处各类刑事案969件,人犯1476人。其中判处汉奸、特务240件,土匪30件,维持日本侵略军63件,杀人57件,破坏土改9件,判处死刑101人。1950年县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26件。其中以通奸、伤害、盗窃案件占比例较大。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县人民法院惩办了一批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至1956年共审结刑事案件2388件,判处人犯2812人,维护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经济恢复。1957年至1965的底,共审结刑事案件1178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案件由军事管制小组(委员会)审结。1966年至1972年审结刑事案件235件,其中有22件为冤假错案,占总案件的14%。1973年之后,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恢复正常。1983年至1984年,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检法密切配合,从重、从快、从严惩治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团伙、流窜作案、强奸、轮奸、抢劫、盗窃、拐卖妇女等犯罪。共审结刑事案件380件,判处人犯254人。1985年至1990年,共审结刑事案件370件。处决犯人多选定在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之前,以震慑罪犯,促进社会稳定,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1991年至1996年,共受理刑事案件1092件,审结911件,占受理刑事案件90.8%。

二、民事审判

民国34年至38年(1945-1949年),民事案件较多。共审结1983件,其中婚姻纠纷最多,土地纠纷次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县人民法院按照"依靠群众、调解为主、调查研究、就地解决"的方针,依法开展婚姻纠纷案件审判。至1965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5912件,其中婚姻纠纷2601件,占44%。"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管制委员会共审结民事案件884件。1973年审结民事案477件,其中离婚案178件,占37.3%。1977年,法院采取传统就地办案方法,以调解为主,清理积案1000余件。之后,民事审判采取以调解为主,结合裁决的原则审理案件。1980年至1990年共审结民事案件5672件,其中婚姻纠纷2384件。审结案件中调解4046件,占审结案件71.3%,判决1626件,占28.7%。1996年,共受理民事案件5136件,审结案件4944件。占受理民事案件的96.3%。

三、经济审判

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经济纠纷案日益增多,包括购销合同、承包合同、借款合同、租凭赁合同、信托合同、"三角债"(相互欠款)等等。1983年2月,县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当年,审结经济纠纷案件51件,解决争议标的24.3万元。至1990年,共审结经济纠纷案件894件,调解、判处争议标的5382万元。1991年至1996年,共受理经济案件562件,解决经济纠纷案件533件,解决争议标的317.8万元。

 

第四节 案件复查

自查 1978年后,法院本着"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面复查已判案件,并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案件为复查重点。至次年底,复查案件31件,其中无罪18件,不追究刑事责任3件,改判1件,维持原判8件,调解1件。1986年5月,贯彻[中办发(1986年)6号]文件精神,再次复查1950年至1986年案件613件,其中维持原判479件,宣告无罪114件,改判4件,调解结案16件。
申诉复查 1980年各庭共受理申诉案件120件,当年查处87件,其中维持原判44件,改判43件,其中15件40人宣告无罪。1984年至1990年,复查刑事申诉案件89件116人,改判29件43人,减刑6件8人,维持原判50件61人,宣告无罪4件4人。民事审判庭共办理再审案件7件,其中改判2件,维持原判5件。1996年,共复查刑事申诉案件8件8人,改判2件2人,维持原判6件6人;共复查民事案件20件,其中改判4件,维持原判16件。

 

 

第四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司法行政机构

民国初期,国民党涉县政府设有司法署,负责民事调解工作。解放后,司法工作先后由抗日政府司法科和涉县人民法院兼管。1980年12月,涉县成立司法局,负责法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审判员任免;司法统计和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公证和律师服务业务;指导和管理全县各乡(镇)司法助理员和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次年,增设公证处、法律顾问处。1983年1月,司法局将法院的机构设置、编制、人事、司法统计等移交人民法院管辖。1986年1月,县成立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在司法局设普法办公室。1987年7月,河南店、索堡、城关、井店、更乐、西戌六镇均建法律服务所。1990年底,除神头乡外,全县建乡(镇)法律事务所29个。是年,司法局有成员24名。1996年机构改革后,司法局下设办公室、政工科、财务科、法制宣传教育科、基层服务管理科、公证、律师管理科和17个乡(镇)法律服务所。共有编制147人,其中乡(镇)司法所定编21人。

 

 

第二节 法制宣传

民国31年(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涉县开展反对封建婚姻、虐待妇女、买卖婚姻,废除童养媳等解放妇女运动。太行区文艺联合会所编的《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等新剧目搬上舞台。新的婚姻制度在县境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又先后开展《婚姻法》、《宪法》等宣传教育。

1985年6月,县作出《关于利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全县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和安排意见,并召开普法工作会议。将"十法一条例"即《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民事法通则》、《兵役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知识,在全县农村广泛宣传。1986年1月,成立县普法领导小组,各机关、团体、乡(镇)相应成立普法机构548个,有成员2740人;组织普法宣传员6300人,开展大规模地普法教育。至1996年底,共举办普法培训班2317期,培训3.5万人次。国家工作人员还举行两次开卷考试;向机关、厂矿、学校、乡村印发普法资料20余万册;在城乡巡回演出《民事诉讼法》、《继承法》等影片500场次。约25万人系统地学习了"十法一条例"。其中干部4243人,职工11924人,农民20万余人,学生2万余人。


1987年12月,经河北省司法厅政治函授大学批准,涉县设立分校,是年招生306人。该分校连续3年被省司法厅评为招生先进单位。


1989年6月,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积极宣传《宪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并散发《集会游行示威法》手册1万本,有效地维护了全县局势稳定,制止了张家庄学校师生因校舍问题准备进城游行的盲目行为。


1990年,法制宣传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相结合,加强政治攻势,促使10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群众揭发犯罪分子63名;扭送公安机关14名。是年全县订阅《河北法制报》1920份,被省司法厅评为征订《河北法制报》先进县。1991年至1995年,第二个五年普法教育工作中,县普法办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对各单位及农村进行全面的普法教育,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节 公证、律师业务

一、公证业务

1956年前,民间买卖、田产分割等活动,以中介人说合成交,立下契约,三方署名,双方各执,以此为凭。虽有"白纸黑纸、矢口难辩"、"千年纸张会说话"之说,然手续极不完善,在文书上做手脚,而引发争端常见。官方公正业务出现后,民间契约仍然存在。一般仅限于经济合同、分家清单、继嗣、借据等活动。19856年,县人民法院开办公证事务。次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停办。1982年3月,司法局开办公证处,当年办理公证7件。1983年,全县开展自留山绿化,承包人签定绿化合同全部公证。年底办理公证3.5万件。之后,公证类型多为经济合同性,公证民事法律关系次之。1989年,开办遗赠扶养协议公证,并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五省市公证联席会议上介绍了公证成功经验。1982年至1990年,共办理各类公证5.2 万件。其中民事法律关系公证416件,经济合同公证5.1万件,起草修改合同668件。避免经济损失162万元。1990年,公证处有成员5名。其中三级公证员2名。四级公证员1名。1991年至1996年,共办理各类公证2783件,其中民事法律关系公证811件,经济合同公证1973件。起草修改合同520件。1996年,公证处有公证员3名,其中三级公证员1名。


二、律师业务


1956年,涉县成立法律顾问处,只有王阳田律师开展服务。次年撤销。1981年9月18日,重建法律顾问处,当年受理刑事辩护13件,民事代理诉讼4件。解答有关婚姻、债务、继承、抚养等法律咨询50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26份。1984年,律师首次被4家企业聘任为常年法律顾问。1985年1月10日,司法局培训兼职律师,有30人领取了律师证件。1990年法律顾问处有成员6名,其中三级律师1名。从1982年至1990年共办理刑事辩护304件,民事代理诉讼325件,经济代理诉讼262件,非诉讼调解207件,各种咨询4118件,代写法律文书1956份,挽回经济损失1051万元。担任企业常处法律顾问49家。1991年至1996年,共办理刑事辩护222件,民事代理诉讼1422件,经济诉讼代理210件,行政诉讼代理35件,代理非诉论法律事务36件,各种咨询5199件,代理法律文书2580份。担任常年法律顾问114家(累计)。1996年,全县共有5人取得律师资格,其中1人获三级资格。

 

第四节 民事调解


解放前,民事调解由乡约长和"公执"先生主持公道。民国30年(1941年),130个村建立民事调解委员会,对民事案件行使调解权。1954年,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全县95个乡均建起调解委员会,共有调解干部565人。建立村调解小组88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民事调解工作中断。1976年10月,法院抽调三分之一人员下基层组织恢复社、队民调委员会,培训民调人员,将一般矛盾化解在农村。1980年,法院、司法分设,司法局陆续在28个人民公社配备专(兼)职司法助理,在大队建立479个民事调解委员会。1987年7月,在河南店、索堡、城关、更乐、西戌、井店等镇建立法律服务所,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法律咨询、公证联络、担任乡(镇)和企业法律顾问、协助处理民间疑难纠纷等活动。是年,化肥厂、水泥厂、冶金公司、造纸厂等县办企业建起7个调解委员会,有调解人员1300人。1989年2月,在涉城镇、河南店镇、神头乡举办"十户调解员"试点取得成功。1990年,全县共建乡(镇)法律服务所29个;204个村、5万多户形成"十户调解员"网络。1981年至1990年,共调解各类纠纷2.8万件,避免冲突468人次。防止矛盾激化342起,挽回经济损失48.4万元。1996年,全县有法律服务所18个,308个村、9万户加入"十户调解员"网络。1991年至1996年,其调解各类纠纷1.5万件,避免冲突144人,防止矛盾激化72起,挽回经济损失118万元。